2025年，电视剧《正当防卫》以“9.7分演技评分”“豆瓣6.0分争议”的矛盾现象引发热议。这部聚焦“正当防卫”法条的作品，既因高叶、张鲁一、白敬亭的演技获得赞誉，也因剧情漏洞与价值观争议陷入讨论漩涡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法治剧在艺术表达与社会责任间的平衡难题。

一、艺术突破：用悬疑外壳包裹法治内核
《正当防卫》的叙事策略堪称大胆。它以“江婷杀夫案”为切口，将“正当防卫”这一专业法律概念，转化为“七刀是否过当”“校园暴力如何定性”等大众议题。剧中通过“方灵渊与段鸿山的理念冲突”“李沐风与梅筝的信任崩塌”等支线，将法律条文拆解为具体的人性抉择。例如，方灵渊在重审案件时，发现梅筝因心理创伤长期沉默，最终选择相信她的“无声证词”，而非依赖书面证据，这种对“程序正义”与“实质正义”的探讨，使法治剧超越了“非黑即白”的二元叙事。

该剧的视觉语言亦具创新性。导演李云亮大量运用“框架构图”强化“法律边界”的隐喻：段鸿山在办公室审案时，镜头透过百叶窗拍摄，暗示“司法视角的局限性”；李沐风在监狱中望向窗外，铁栅栏将天空分割成条状，象征“犯罪记录对人生的禁锢”。这些细节使法律主题得以诗意化表达。

二、现实映照：从“昆山反杀案”到“司法进步”
《正当防卫》的创作背景，与2018年“昆山反杀案”等现实案例密切相关。剧中多次引用该案的监控录像作为类比，强调“防卫行为应基于不法侵害的危险性，而非结果对等性”。例如，方灵渊在辩论中指出：“如果于海明在龙哥拿刀追杀时不敢反击，今天躺在地上的可能就是他。”这种对“特殊防卫”条款的解读，与2020年“两高一部”发布的《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形成呼应，彰显了影视作品对司法实践的推动作用。

剧中还通过“检察官终身追责制”的副线，探讨司法改革的复杂性。段鸿山因误判被举报后，其主办的案件当事人集体申诉，暴露“终身追责”可能导致的“司法保守化”——检察官为避免追责，可能倾向于“和稀泥”式判决。这种对制度漏洞的揭示，使法治剧具有了“问题意识”。

三、争议与反思：法治剧的边界在哪里？
尽管《正当防卫》在法治启蒙层面贡献突出，但其剧情漏洞亦引发批评。例如，方灵渊作为“江婷案”的主办检察官，却未回避与江婷的中学恩怨，违反司法程序；梅筝作为关键证人，竟被允许参与搜寻证物，违背“证人隔离”原则；段鸿山与梅筝的关系暧昧不清，却仅以“隐私”敷衍，削弱角色可信度。这些漏洞被观众戏称为“法治剧的硬伤”，暴露了创作团队在专业性与戏剧性间的失衡。

此外，该剧对“刑满释放人员”的刻画也引发争议。李沐风出狱后遭社会歧视，母亲嫌弃他“丢人”，这一设定虽揭示现实困境，却因过度渲染“悲剧色彩”被批评为“消费苦难”。相比之下，剧中对“家暴受害者”的同情则更显克制，这种“双重标准”引发关于“法治剧价值观导向”的讨论。

《正当防卫》的争议，恰恰证明了法治剧的独特价值——它不仅是娱乐产品，更是社会价值观的载体。当我们在讨论“七刀是否过当”“司法是否应该保守”时，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关于“正义”的全民辩论。这或许正是法治剧的意义：它未必能提供标准答案，但能推动我们不断追问：在法律与人性之间，我们该如何定义“正义”？